在妥善处理保密与提高透明度关系的前提下，要保障人民群众实现上述权利。

…… 但是国王有个在他之上的人物，那就是上帝。但这并不是说遗嘱人确系精神失常，而是指他所立遗嘱，虽然合法，但不合伦常人情。

罗马裁判官关于自然法的理论必定曾经引导他们特别偏爱诺成契约。[29]参看《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三联书店，1985年9月，第100—101，106—107页。公元六世纪，优士丁尼《民法大全》的完成同时也就宣告了罗马法发展的一段历史的终结。相对于人而言，正义是驱使他行善的唯一命令，这一命令同时又将抵制邪恶的义务强加给他。西皮奥集团的成员们从珀尼西厄斯那里学到的斯多葛主义则是经过珀氏改造的一种人道主义哲学。

尽管罗马人的正义观不具备罗尔斯那样的彻底性，然而他们在个别事实上寻求正义的衡平原则却没有丧失正义的中心思想：法律服从正义。由于债被加入合意之中，契约的当事人都被锁在法锁（iuris vimculum）之中，权利与义务的观念也加强了。质言之，要在维护民法理念和维持民法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试图拓展对弱者个体的特别关照必然是有相当的难度的。

甚至到了启蒙时代，英法启蒙思想家广泛使用这一概念，也是特指与自然状态（家庭）相对的政治社会或国家，即仍然不是与政治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民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除了能作为富人的利器外，对于贫穷的无产阶级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民法运行中的另一个结果与初衷的背离则表现在市场的宏观失序。到了国家阶段，伦理才充分体现出来，国家是实现了的伦理理念与伦理精神，国家本身就是绝对目的，因为国家是客观精神发展的最高环节，因此，正如国家对自由具有最高权力一样，国家对个人也有最高权力，而个人的最高义务就是成为国家公民。就近代民法观之，物权制度不仅允许每个人拥有自己的物质资源，而且充分保障这种拥有的安全，尤其是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下，民法既排除了他人对自己财产的威胁而不至于担心周围人的偷盗抢劫与巧取豪夺，也排除了几乎无所不能的政治国家对私人财产的威胁而不至于担心公权力对私有财产的任意妄为和横征暴敛。

在我看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定，并不是一种假设，而是对市民社会中人性的实实在在的一种揭示与描述。其意义在于：既然每个人都是人的一个构成单位，故在法律上他们之间不应当存在差别，相反，他们是同质的民事法律主体。

民法领域中的一些比较特殊的制度还是考虑到了现实中的人性差别的。{12}11无疑，斯密的这些论述为我们刻画了市民社会人性的基本构架，即人都有判断能力（理性），都有自决能力（意志），而同时人人都有自利本性。也就是说，在抽象人格面前，大家的确平等了、自由了，但这种平等、自由却只是形式上的，而且是脆弱的、非恒定的。因此，物权是仅次于人格权的一类民事权利。

在佟柔教授看来，民法曾经是调整城邦社会生活的法律规范的整体，但民法的本质是商品经济的法律条件。但他认为，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缺陷。在我看来，物文主义民法观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民法的本质研究上本末倒置。民法的骨干是主体、所有权和债三大制度。

{11}387-388 然而，这些主张却带给我们许多的困惑，也让我们感到多少有些失落。这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

看不见的手原本是一种宗教故事的借喻，斯密用来描述这样一种原理：理性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个人行为的非有意的结果却能达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二）民法是人性的译本—对‘半拉子人文主义民法观的批判 在持人文主义民法观的学者那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当他们雄心勃勃、满怀激情地求证了民法的人性精神之后，却将民法的人性意义归结到个别的甚至无足轻重的人性条款上。

{22}7 很明显，当此之时，民法的运行与其本旨已经发生了背离。{9}86 在黑格尔的理论里，以下三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按照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界定，市民社会是超越于家庭之上而又不同于国家的一个社会领域（或阶段）。透过市民社会这一术语，黑格尔向其时代观念所提出的问题并不亚于近代革命所导致的结果，即通过政治集中而在君主国家中产生了非政治化的社会，将关注重心转向了经济活动。至于其动机我们则不可一概而论，就中国的情况看，要么是基于中国的国情而急于求成地想尽早促使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要么是对民法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而只看到了民法制度的表象，要么就是受商品经济（具体是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的影响太深使然。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源于《圣经》中的名言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普遍存在于经济生活领域。

{19}51在我看来，民法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理路来设计自己的制度的：人—权利—救济。在见义勇为立法中实行因身份之不同定义务之轻重的原则。

在这种关系中，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人身自由、意思自治必然成为法律的信条。如当代婚姻法确立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原则，倡导的就是异性间的相互尊重，体现的就是恋爱、婚姻中的情感本真和意志自由。

第四，通过人格制度，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个人的要求也必然达成协调。

{11}384所谓经济人假定又被称作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等，它是斯密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最伟大发现。直到今天，这一区分仍然是时下市民社会理论再次复兴所依托的基本根据。在本源意义上，债权是以物权为基础的—其最初乃是物权的延伸。（二）权利的类型化与体系化—民法制度建构的逻辑主线 抽象人格解决的是人的独立与平等，它使每一个人真正地站立起来。

遗憾地是，在民法领域，鉴于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个人自由、私法自治等理念构建起来的民事救济制度，也会出现目的与结果的背反。[2]其三，黑格尔强调国家高于一切，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

从哲学的维度追溯民法的人性本真并对民法的运动规律进行探索，对于认识民法的本质、民法的贡献、民法的不足以及未来民法精神的弘扬，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三是无因管理制度和监护制度，理由是在这两项制度中是否允许为他人服务者取得报酬把两种人性论选择区分开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会逐渐解体而进入市民社会阶段—市民社会是伦理的一种异化形式，是对家庭的一种反叛，这是因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个体，他们不再像家庭环境下那样能够超越自我，而只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最容易想到的一种思路当然是从现有民法制度中寻求解决方案。

这也难怪有人惊呼侵权法死亡了。这一解释，说明康德仍然将市民社会等同于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与后来该词的内涵正好相反，而第一个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概念做出学理区分的是黑格尔，他沿用了市民社会一词并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如果说斯密的经济人假定及由此引申出的看不见的手为我们揭示了市民社会的运行法则，那么斯密的守夜人理念则为我们划定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自国家和法律产生以来，近现代民法是第一个将每一个人当人看待且平等地看待的法律。

我们看看人格权的具体内容就会明白，民法上的人格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虽然立法者在立法时的确可能在性善论、性恶论和白板论之间存在一定的犹豫，且这种犹豫也的确可能影响民法的一些制度设计和条文表述，但是就总体上或根本上来看立法者不论知道不知道人性论理论（西方的立法议员及中国的人大代表恐怕不全是研究、熟悉人性论的吧），也不论知道了又持有什么样的认识以及他们在主观上做何种选择，他们在正式参与立法时也是不能违背人性的。

例如，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对商品经济法的观点作了一定的修正，认为民事生活可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经济生活，另一个是家庭生活。其二，在论述市民社会中个人的需要这一环节时，黑格尔以层层递进的思路谈到了需要及其满足的方式、劳动与分工、财富等，这表明黑格尔的分析思路已经把我们从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直接引向了经济领域。

自由经济是否有自由以及到底有多大的自由，实际上取决于政治国家（政府）的权力被驱逐的程度。{12}10-11因此，人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协助的恩惠。